简论朱耷书画中的禅学体现
——兼谈当今书法创作的得失

张耀虎


朱耷（1626——1705），江西南昌人，明宁王朱权后裔。明亡，落发为僧，后当道士。有雪个、个山、破云樵者、八大山人等别名字号。他的书画都追求“怪趣”，题款签名，把“八大山人”四字连缀，犹“哭之”“笑之”。寄寓了国破家亡的复杂心境，他的书画作品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复杂的精神内涵。
禅作为我国佛教宗派中的一份子，以静坐默念为修行方法。中国禅宗初祖南北朝菩提达摩将释逝牟尼佛“明心见性”的禅法传入中土，打开了中国禅宗的新篇章。“明心见性”与书法艺术中所说的“书为心画”有着相通之处。书画艺术的创作需要灵感，而这个灵感就来源于心神领悟，因此灵感的产生与禅学中所说的顿悟学说有着共通之处。艺术审美的最高境界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这也是禅学中所追求的一种至高境界。
清代是我国绘画呈现繁荣景象的一个重要时期，特别是一些非正统派的发展，为这一时期的绘画创作增色不少。书法艺术发展到明末清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明代后期，书法家面对魏、晋、宋元和本朝的各种风格形式，面对许多开宗立派、影响深远的伟大书法家。一方面叹为观止，一方面又不得不肩负起一步创造发展的历史使命。
朱耷的书法，学钟王、习颜鲁公。书法风格纯朴圆润，无明人习气，狂草亦怪，自成一家。他善于用自己的艺术思想去学习各家的书法，把前人的特点有选择地拿过来化为己有。他的书法，既有传统，又有新意。他善于用秃笔，不论是临法帖，还是进行书法创作，其作品都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他用秃笔进行书法创作，用笔含而不露。他用中锋、藏锋、圆笔，线条的节奏起伏平缓，粗细大体均匀。他的书法最为人称快的是他在字的结体上，在字体空间布白的营造上，独具匠心，别有新意。结体或则端庄如钟王，或则偏旁移位，促长引短，拘大展小，展现在人们眼前总是富有新意。他把楷行草书各体大小斜正的字，以画家独具的构图意识置于一幅作品之中，形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空间节奏感。
八大山人的祖父朱多征即善诗歌兼精绘画，山水的二米家法，写生更妙。朱多征第六子鹿洞是当地颇有声望的画家，善画山水花鸟，兼文、沈、周、陆之长。朱耷是朱多征之孙，明亡后，朱耷于顺治五年出家为僧。“因有故家子，示以赵子昂所书《八大人觉经》山人喜而跋之，因此自号也，乃谓八大，隐哭笑二字非也。”
明亡时，朱耷已是二十多岁的青年，较之年幼的石涛，在亡国之痛的感触上自然不同。精神失常，时有癫狂之态，破袍敞履往来于南昌市，或哭，或笑，或狂叫大呼。正是“伤世变国亡，拖迹佛子，放浪于形骸之外，伴狂于笔墨之间。”顺治十年又弃佛归道，成了黄冠道士，自号朗道人，又号破云樵者。此后他在南昌结交了一些清朝封疆大吏与文人学士，画家中石涛、罗牧都与他关系至深。
朱耷在绘画艺术上，山水学黄公望，在构图上颇受董其昌的影响。用笔干枯，呈现出一片荒凉之象。花鸟在沈周、陈淳、徐谓水墨花鸟基础上树立了独特的风格，简单奇异，不落恒蹊。用笔用墨，于豪放中有温雅，于单纯中有含蓄，正体现了禅学中静坐的静与动的要点。豪放与温雅，单纯与含蓄，是两个对立的词语。静与动，这两个对立名词的观念，大而言之，是表示自然界物理现象中两种对立的状态。小而言之，它是指人生的活动与静止，行动与休息的两种状态。道非动静，动与静都是道的功用。
朱耷在绘画中全面再现了禅学中静坐默念的动静对立统一的要点。作品中虚与实的鲜明对照，最终达成整幅作品视觉空间感的和谐统一。花鸟画用笔简洁，寥寥几笔便勾勒出《荷鸭图》，荷茎线条的弯曲，给人以流动感，这种动感与岸边石头的静，以及鸭在水中“略有所思”的静与水面泛起的微微波动在空间上十分协调。这种暗合中的统一，正与禅学中求“静”的要点相一致。万事万物，皆在一静中，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一切生命功能的泉源，都从“静”中生长，那是自然的功用。在自然界中，任何动物、植物、矿物的成长，都从“静”态中充沛它生命的功能。尤其是植物——一朵花、一粒谷子、麦子等等的种子，都在静态中成长，在动态中凋谢。
欣赏八大山人的书法作品，总是给人一种纯朴圆润的美感。不羁不厉，用笔圆润含蓄，结体不经意的夸张变形，都达到了实与虚、静与动的统一。看朱耷的书画艺术作品，我们必须以凝神静气，淡泊虚和的心态认真领悟、揣摩其中的真谛。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以及后来所出的道家《清静经》等道理，乃至曾子著的《大学》中“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等等观念，都是观察自然的结果。道法自然，法源自然。诸多艺术家都是从自然中汲取足够的营养，来丰富自己笔下的格调、韵致。朱耷自然也不例外，他从自然中所观察到的形象加以艺术的加工，从而重造了自然美与艺术的高度结合，最终形成了新颖脱俗的艺术作品。
朱耷善于运用极少的笔墨来表现极复杂的事物，与石涛的画风异曲同工，影响于花鸟画极大。在他的绘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画鸟只画一足，画眼则眼珠向上，正所谓白眼看青天，以寓其不平之气。他的花鸟画纯用减笔，以少寓多。郑板桥认为石涛、石溪、八大山人三位高僧是“国破家亡鬓总皤，一囊书画作头蛇。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全面概括了因国破家亡而成为僧人的朱耷以画寓情，这种情是一种悲剧情与坚韧不拔之情。
古人进行书法创作是处于“随意”的一种状态。先人书写一张便条，与友人一封尺牍，甚或即兴书写的一段话，都被我们这些后人奉为研习书道的楷模，奉为书艺登堂入室的经典法帖。殊不知古人这种“无意”的书写状态，恰恰反映了他们所总结的“书无意于佳乃佳”的一种创作状态。这种无意并非我们认识中的“随意”，它是累积在作者素日诸多有意之上的。我们固然不能看到古人进行书法创作的状态了，研习他们的创作成果，唯有他们不经意留下的手迹了。当今 书法创作，有不少人只看到了先人留下的作品，没有看到这些作品的成因。如今社会的多元，生活的节奏频繁化，时间与速度至上。从事书法“创作”的人们（其他行业亦如此），没有与古人“对话”今天，便在创作潮流中“走马上任”了。
书法创作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既然是创造，它就必须具有从无到有，唯一而无其他的基本品格。对于书法家的创作来说，作品切忌出现许多与另一作品“相似”“相同”的地方。严格来说，从气韵格调到笔墨表现一点儿都不能雷同。齐白石曾说“似我者死”，一旦去“克隆”书法作品，创作的生命力就完全丧失了。
现在每年的书法展览很多，且不说地方单位主办的展览有多少，单中国书协如此权威单位主办的展览一年就有好几个。如今从事书法专业的人们，看到了这些国家级的展览，便耐不住性子了。权威的展览可以让这些书法一族“一夜”成名，他们以入选此展为骄傲。如今没有几人甘于孤独与寂寞地进行书法研习了，出于不同的目的，如今的书法创作不少是为创作而创作，为参展，为拿个奖项进行创作。目的不纯了，由衷已经不是表里如一了。真正把书法艺术作为修身养性的，少的可怜。对于书法的创作，现在真正意义上的创作不多。创作最必须讲究的是“创造”，对于我们来说，只有别出心裁，独具匠心，别开生面，方能显得弥足珍贵。如果能让创作作品达到“独特”的地步，独辟蹊径，独树一帜，这便可以称作出类拔萃了。
国家级的展览，笔者也有幸看了几次。象这样的展览，可以说云集了当今书法创作精英们的作品。看了之后，总有这种感觉，让人驻足良久，品味再三的作品着实不多。且不说入展的作品如何，单看拿了奖的诸位同仁的作品，整体的风格相差无几，耐看的东西不多，难道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书法风格。
在我国画坛，17世纪末期出现了一位绘画巨子石涛，他的画笔意纵恣，跌宕起伏，百姿千态。那独树一帜的绘画作品，来源于他主张“师古化之，借古开今”的指导思想。这句话用在各行各业都较为恰当，单就书法来看，现在有不少人“师古”是“师古”了，但没有等着化了，便急着进行“借古开今”了。对于一幅作品，我们可以进行不同的取法，从中找到自己的着重点，立足处。法国雕塑家罗丹曾说过：“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拙劣的艺术家永远戴着别人的眼镜”，现在的书法创作缺少的就是这种发现的较量。
继承方有发展，不是说有了继承，发展自个儿来了，这里是说的是一个顺序的问题。没有优秀的继承，永远没有发展，没有创新。必须以良好的继承来做根基，再思考去发展去创新。创新不是凭空来的，是需要一个人学识以及修养的不断积累。当今书坛，需要的就是好好继承，在继承古人优秀之处的同时，多增强自己的文化底蕴，以此来丰富笔下的格调。书法是性情艺术，最高境界不是我们的字中有多少古人，而是有多少自我。一种“随心所欲”的境界，“随心所欲”不是信手涂鸦，这是一种自我约束到某种程度的自我释放的结果。
书法艺术发展的前景还是比较值得乐观的，这其中有它发展的条件。80年代，全国只有几所招收书法专业的院校，如今已经过去20多年了，再看看当今招收书法专业的院校，已经大大超过20余所了。书法专业先后有了本科、研究生、博士等高学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二十多年来，书法艺术是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的。现在已经获得一定成绩的青年书法家，有相当一部分是科班出身。由上而下的重视，给书法艺术的发展经营起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氛围。如今在校的这些大都出生在80年代的青年书法专业学习，他们的思维更为敏锐，敢于探索，敢于不断尝试。书法艺术的发展，就是需要有胆识，有气魄，敢于探索，敢于尝试并且不断发现的人。

2005年12月24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