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本名李文涛，叔同为其字，弘一是其出家后的法号。生于清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年），卒于１９４２年秋，浙江平息人。作为“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李叔同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等于一身。他在多个领域，都首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他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其所创作的《送别歌》历经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他是中国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另外，他还是中国话剧的鼻祖。用他的弟子丰子恺的话说：“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
　　除去童年时期（据说，李叔同天生聪慧，7岁攻读《文选》，即能“琅琅成诵”，8岁从其乳母背诵《名贤集》格言：“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不但能背诵如流，而且能通晓其义。），李叔同的一生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5岁到26岁（1894-1905）这十年，包括他在天津求学，到上海参加“城南文社”，考入南洋公学等求知历程。这是他比较系统接受儒学经典，吸纳“新学”，全方位开发智慧的十年。用丰子恺的话说，就是他充分享受物质生活的十年。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大量忧国忧民，充满入世精神，甚至带有偾世嫉俗激进色彩的诗文。如写于１９０１年的《辛丑北征泪墨》，五律《透风愁不成寐》等。这一时期的李叔同积极用世，奋发有为。
    公元１９０５年，李叔同的生母王夫人在上海病逝。李叔同认为自己的“幸福时期已过”，于是东渡日本留学，开始了他人生第二阶段的追求。这一阶段包括他在日本东京留学六年，回国后在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七年，即从２６岁到３９岁（１９０５－１９１８）的１３年间。这是他生命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他艺术创造的颠峰时期。他的许多的艺术作品，无论诗歌、音乐、美术、书法还是金石等大都创作于此时。在日本留学时，他接受了西方写实主义绘画教育。在审美思维和人生追求上他渐趋务实，一扫过去以“修身、齐家”为目标的“以学致仕”的儒学体系，逐渐确立了“以美淑世”、“经世致用”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取向。这一时期是李叔同在艺术上突飞猛进的一个阶段。
　　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９日，李叔同突然抛弃俗世功名，离开娇妻爱子前往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时年３９岁。从此进入了他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出家后的李叔同，断绝尘缘，超然物外，耳闻晨钟暮鼓，心修律宗禅理，完全过起了一种闲云野鹤似的宗教生活。２４年后，也就是距他６３岁生日还差１０天的时候，李叔同安详圆寂于福建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坐化后，遗骸分在泉州清源山弥陀岩和杭州虎跑寺两处建舍利塔，供僧俗瞻仰礼拜。李叔同临终前书“悲欣交集”四字以为绝笔。且预作遗书、遗偈数篇，于弥留之际分发示友。其偈云：“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廊而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李叔同一生６３年，在俗３９年，在佛２４年。其生其死都充满诗意和神秘色彩，仿佛一切都是事先已设计好了的，又仿佛是演完了一场人生大戏，在人们还没有品出韵味的时候，便匆匆卸装收场，留下遗憾万千。观其一生，半为艺术，半为佛。其一生光明磊落，潇洒飘逸，道德文章，高山仰止。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居士曾撰联一幅概括李叔同一生为：“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照天心。”
　　李叔同一生最富传奇色彩的就是他在事业最为轰轰烈烈的时候却突然离家出走，遁入空门。李叔同有两个美丽的妻子，一个在中国，一个在日本。闻知李叔同出家，前往杭州哭成泪人，跪地恳求其还俗，但李叔同心意已决。关于李叔同为何要出家，文化界至今仍存有争议。这更体现他的一生变的如真如幻，扑朔迷离。今天笔者斗胆谈一点自己的浅见。
　　纵观李叔同的一生，我们不难看出李叔同一生都在求真、求善、求美，一生都在进行心灵和精神的探险。李叔同的文化知识结构，大抵上由三大块组成：一是儒文化，也就是传统文化。二是新学、或称民主文化。三是洋文化。这三种文化叠加一身，互相渗透、浸染、碰撞，构成了他文化结构的复杂性。这种特殊的文化心理，使他一开始就不像梁启超、蔡元培那样对文化建设有什么宏图大略，他更多的是注重人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关怀。笔者认为，李叔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传统的中国文人，即使是他后来出家当了和尚，也是一个“儒僧”。他前半生积极入世，追求艺术。心系苍生，胸存忧患，情牵社稷，意蕴国事。李叔同一生爱国，曾写下了《祖国颂》，《我的国》，《大中华》等主题鲜明、感情充沛的歌曲，不仅流行于当时，而且传留于后世。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他亲谱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柯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骨。尽大江东去，余情环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见《弘一法师年谱》第三十九页）。由这些诗作我们可以看出李叔同是积极的、昂扬的、向上的。然，他所生活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却是国家动荡，内忧外患。对于个人而言人生最大的局限便是不能选择他所出生的时代，李叔同皆然。他在“理想”碰壁之后，便开始消极避世。这由他的诗句：“将军已老圆圆死，都在书生倦眼中。”便可以看出。既然他在现实中无法“直立”因而便退到艺术和宗教的殿堂。不光李书同，几乎所有中国的失志文人都是这样。李叔同的出家更能说明他是一个文人。最是文人不自由。历史上类似于李叔同的不乏其人，刘勰、屈大均、王国维……文化铸造心态。李叔同的殉道精神，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是一个旧时代的生动写照。
　　但，李叔同的出家并不同于一般和尚，因为他仍然是积极的。他虽然痴迷于宗教但一心向真、向善。他在出家后诸艺俱疏，唯有书法割舍不下。他将佛法禅心融入笔下，形成了清净似水、恬淡自如的独特个性。他所写的：“大慈念一切，慧光照十方”，但观诸法空无我等作品无不充满了智慧、忧思和悲悯。书法是心灵的迹化。出世后的李叔同说法传经，普渡芸芸众生。可谓用心至善。我曾看见过一张李叔同晚年的照片，他那慈祥、宽容、无所不包的面容写满了对尘世生灵的悲悯、爱和呵护。那完全是一张大师的面容。李叔同的出家绝不是一时的兴起，而恰恰是一辈子的追求。李叔同的人生之路，正是一条不断探索，不断思索；不断寻觅，不断扬弃；不断认识，不断升华……最后终归大彻大悟的哲人道路。李叔同的入室弟子丰子恺先生曾用自己对人生的理解来分析李叔同。丰子恺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的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学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我与弘一法师”，见《李叔同——弘一法师纪念集》第１０６－１０７页；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出版）。可见，无论是早年的艺术还是晚年的宗教，从本质上讲李叔同都是在追求一种人生的理想境界。
　　一句话，李叔同是大师。而真正的大师无不具有爱和善的天性，无不具有博大、宽容、悲悯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