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源有自 明澈平和
——王猛仁的书法艺术
当代中国书坛，若论创作，近２０年有过几次惊人的起伏，这种起伏是指书法创作的主流在风 格样式上的大幅度变迁和调整。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期，雄浑博大的中原书风崛起，８０年代中晚期，行草手札风靡全国、影响一时，此后又出现过“广西现象”和明清大草统领书坛的局面，还有的以民间书法融会经典作品，试图寻求新的创作思路。当然，其中还有的固守传统阵地，不断堆积传统中的一砖一石，企图把传统构筑得更牢固一些，以待厚积而薄发。河南省书法家王猛仁就属于后者。他以极其坚韧的求索精神，在传统的书海中纵横游弋数十年，由博采众长、转益多师及至博涉约取、取精用弘，形成了目前的风格面貌。
 以书体论，王猛仁涉及的面颇广，有汉隶、行草、经体、竹简等，反映了海纳百川的胸怀，那种毕生抱定某家某帖“从一而终”的学习方法在他这里已被广采博取的开拓精神所取代。当然，书家对多种书体的探索还不等于艺术上的多元，“各体俱能”不见得就具备了开拓性格。艺术上的开放性，首先意味着以新的理念激发创造思维。如果没有强烈的创造意识，缺少发自内心的冲撞力，而仅在书体、外形上下工夫，则不可能显示出丰富多彩的精神境界。 古人常将书法当做余事，按照“文以载道”的儒家观念，诗词是文章之“余”，书法之类更在其“余”了。书法艺术的功力作用与文章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也不足以比诗词，然而文人墨客往往在书法艺术当中见出真性灵、真情感，因此，书法的作用又是文章和诗词所不能替代的。王猛仁作为一名诗书兼擅的艺术家，他将书法创作的根基牢牢打在了继承传统的古典作品之上。他的作品，无论是雄强豪放、浓丽沉厚的碑隶，还是苍茫华滋、纵横洒脱的行草，都富有浪漫主义的精神内涵，是书家经历、素养、精神、气格、个性等等的集中升华。其数十年的艰苦磨砺，乃至潜意识中最深的积淀，对雄浑、宽博书风的形成起到了难以估算的铺垫作用。“字如其人”包含着相当宽泛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朴素作用。“字”，不可能是“人”的全部反映，但“字”不可能不是“人”某个侧面的折射。有王猛仁的阅历、学问和精神气质，才有其今日的书法艺术，这是不容置疑的。王猛仁尚厚重，也喜欢“拙而生秀”。其书法臻此佳境，应当归功于他学书的正确途径。王猛仁地处中原，中原书风给了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从他的书法进程看，他在打下良好的传统根基后，很快放过追踪形似的阶段，着手碑与帖的交叉练习。他曾数遭临习《石门铭》、《石门颂》，后又间以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分别取其“趣”、“韵”、“姿”；临写《毛公鼎》，间以张旭、怀素，取其狂放不羁。数十年的诸体齐头并进中，汉隶的影响始终贯穿着。正因为渊源有自，所以显示出功力不凡；正因为不独宗一家，所以显现出多姿多彩。
王猛仁的可贵，不但在于对传统认识深刻，更在于对待传统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他确信传统的地层里有无比丰厚的养分，但只有锲而不舍，勤奋耕耘才能够获取滋养。他的作品中，有明显的汉碑和北碑相融的痕迹，用笔方圆兼施，线条刚柔相济，显示出少有的弹性和力度，使人感受到跳跃性和动感；结体则能以北碑化出，欹正顾盼，俯仰离合，擒纵收敛，可谓意趣横生；分行布白似随手拈来，又最是作者经营之苦心：多则一行布满数字，少则一字独立成行，在自由的裁割中，时纵时横、时聚时散、时急速时缓迟，波澜起伏，可见书家娴熟的技巧。
王猛仁重视学识的积累，以期不断充实、滋养创作。他的作品从格调上显示出一种厚重老成、意境幽远的基调，似乎还带有些文人化品格——既不显出多少热情，也不怎么迷恋冷漠，有的只是明澈平和以至对人生烦恼的超脱。这一选择，对王猛仁来说，尚需主体内在的修炼，因为风和日丽只有在沉静博大的映照下，才会显得纯粹自然。所谓的“功夫在书外”，是对书画家的创作思想、创作过程和创作目标的一种历史性和经验性的归纳和整理，谁能深悟此理并能付诸实施，谁将征服艺术的高峰。
当然，王猛仁作为一名诗人，可能还想到另外一种意境的表现。那种田园生活，那种接近劳苦庶民的情怀，也在感染滋润着其书法格调的构成。
作为一名书法家，重要的是在书法创作之中，在注重书法本身形式感的同时，从更深层次上倾注自身的情感，着意于意境风神的再创造。我相信，王猛仁对此有着深刻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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