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赵孟頫有一首很著名的《自题秀石疏林图》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这首诗形象具体地道出了书画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明人董其昌也说过：“古人如大令（王献之），今人如米元章（芾）、赵子昂（孟頫），善书必能善画，善画必能善书，其实一事耳。”又说：“素师（怀素）书本画法，类僧巨然，巨然为北苑（董源）流亚，素师则张长史（旭）后一人也。”这也是对书画同源的极好论说。自唐人张彦远倡导“书画同源”之说以后，书画兼精的艺术家，可以说是代不乏人，孙其峰先生就是一位书画都很擅长的艺术家，当我们观赏他的书与画时，便能感受到两者之间的交融和相辅相成。

    孙其峰先生原名奇峰，亦署琪峰，号求是楼主。1920年出生于山东省招远县。他是当代著名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艺术修养全面，绘事之外，书画篆刻也功力精深，为全国书法界所共誉。

    孙先生幼嗜书艺，盖得自庭训。他的祖父和父亲都能写一手好字而名闻乡里，故深受薰染。孙先生上小学后，临习颜、赵楷法，为老师郝果轩先生所称许，郝先生擅写何绍基体的行草书，曾给孙先生不小的影响，使他对书法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上中学时，孙先生仍潜心翰墨，已小有名气，曾为乡人书写楹联。

    四十年代，孙先生为了谋生，去北京当了店员。做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不少商店的牌匾，出自名家所书，孙先生对此悉心浏览观摩。那时北京举办的一些书画展览会上，也常常出现孙先生的身影。书画名家荟萃的北京，成为孙先生学习艺术的大课堂，在这里他不仅汲取了很多营养，也开阔了视野。工作余暇，孙先生临池联辍，这是已初涉汉代隶书，开始临写《史晨碑》。

    1944年孙先生考入了北平国立艺专国画科，这既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也是艺术生涯的新里程。在学校曾先后受教于徐悲鸿、黄宾虹、李苦禅、秦仲文、王友石、汪慎生等先生，他们都是书画兼精的大家。孙先生更得益于寿石工、罗复戡、金禹民等先生，他们以书画篆刻而著称。这一时期，孙先生除了学习汉隶，又开始学习行草书，学的是二王（羲之、献之父子）和孙过庭的《书谱》。

    孙先生从五十年代开始从事美术教育工作，一度也担任行政工作，尽管他的业务繁忙，但因教学的关系，仍未废临池，除汉隶、行草外、又旁及篆书、魏碑。孙先生的书法，取精用宏，锐意创新，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书风，在七十年代以后成为中国书坛上一位成就斐然的书法家，曾为画名所掩的书名，终于脱颖而出，为世人所瞩目。

    孙先生艺术修养全面，绘画以花卉、翎毛、山水著称，书法于金文、小篆、隶书、草书、行书各体所无不擅，其中以草书、隶书、造诣最高，师古而不泥古，能领略古法而行新奇。

    孙先生的行草书虽脱胎于二王和孙孙过庭，但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前人，被古人所缚束。孙先生曾说过“或有作书者，融会众妙，有二王，有孙过庭，乃至欧、柳、颜、赵、苏、黄、米、蔡，但就是没有自己，在这里不能‘忘我’，要‘有我’”。孙先生很好的把握了书法的继承与革新之间的辨证关系，他的行草书是在前人传统的基础上，按着时代的需要及艺术本身的规律力图创造自己的风貌。所以孙先生的行草书既有二王的典雅纵逸，又有孙过庭的谨严流畅，既不失前人的法度，又洋溢着新的气息。尤其是他的草书雄劲豪放，跌宕奔突，决不以狂怪谲诡为能事。

    孙先生的隶书最有特色，遒练的用笔和苍劲洒脱的韵味，在当今众多写隶书的书法家中，独具一格，受到人们的好评。清代的隶书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是继汉隶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清人写隶书可谓是人才济济，卓然名家的不在少数。启功先生评论隶书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清代写隶书的像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不能不说是大家，是巨擘，在他们之后写隶书，不难在精工，而难在脱俗。”孙先生的隶书可贵之处就在于“脱俗”，从四十年代他就在汗隶上下力颇多，曾临写过《张迁》，《史晨》、《曹全》、《华山》等著名的汉代碑刻，已达到了“精工”的地步。八十年代以后，孙先生的隶书字形横展，波势飞动，已独具面貌，但他不以此为满足，又融入汉代简牍的笔法。简牍为汉代人的墨迹，历来也虽有发现，但从未被书家所注重，自本世纪初以来，屡有出土，而且数量之多为前所未有。简牍上的书法风格多样，因系墨迹笔法清晰可辨，又有纯任自然，天真烂漫的情趣，不少书法家都对其产生浓厚的兴趣，从中取法，以资借鉴。孙先生喜爱居延、武威、甘谷等地的西陲木简，曾对极有特点的简书笔画，进行过认真的摹写和解析，故对汉简书法有着深邃的理解，汉简的书写者多出自下层士吏、军伍和民间书手，汉简的可贵之处是使人们清楚认识到汉代隶书的真实血肉面目，不再面对碑刻剥蚀漫漶的点画而感到困惑。但也必须意识到简书中也有过于粗率之作，不善学简书者，过分夸张一些点画，形成习气，或强调奇趣而流于狂怪。孙先生认为“简书非书法家所为，良莠不齐，学时不可不分精芜，须挑肥捡瘦，去粗取精。”孙先生对汉简采取了既有借鉴，也有取舍，不徒袭其貌，而是得其神髓，进而把汉简和碑刻熔铸于一炉。所以孙先生的隶书古朴、洒脱，很有魅力。

    孙先生在从事篆刻的同时，就开始了对篆书的研习。篆书在完成了它的文字功能的历史使命之后，仍以巨大的艺术声明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家潜心学习和创造，自秦代至清代，历代写篆书者大都未出李斯、李阳冰的小篆风范，不少人未能逾越二李的门墙。明清的一些篆书家片面追求小篆的工整匀适，逐渐形成僵化，导致了篆书的衰微。孙先生论述篆书时曾说“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再到李阳冰，是从不规矩到规矩，到了清朝邓如石、赵之谦、何绍基和近代的金息候等，则又从规矩到‘不规矩’,看来‘物极必反’是有一定道理的。”孙先生写篆书摒弃了中规入矩的路子，而是追求篆书的写意特征。他取法金文、甲骨文、秦诏版权量文、古陶文、汉代碑额、瓦当文等古代篆书，也从邓石如等清代篆书大家得到不少的启迪。所以孙先生的篆书古朴雄浑，笔酣墨活，一扫过去有些书家写篆书那种字形板滞无灵和缺乏韵味的写法。

    孙先生的篆刻受教于寿石工、金禹民二位先生，又寝馈于战国古鉥和秦汉印章，也取鉴皖派。他从事篆刻虽不如在书画方面下力之多，并时有间断，但如他所说“动刀不多，用脑不少”，无论何时总是不能忘情于篆刻艺术。孙先生的篆刻令人称道的是不囿于师承和不落于前人窠臼的精神，力求形成自己的家数。他的篆刻植根于古鉥、又止于酷肖、乱真，他说“我经常探求些不规则又富有变化的周秦风格的章法，从中体会贯通花鸟画的构图原理。在我眼目中，画与印，微观上有明显区别，在宏观上它们又是相通一致的”。孙先生还喜欢用汉简、《爨宝子碑》和魏碑字体入印古趣盎然。他所刻的肖形印，造型生动，绘画的学养渗透其中，也不同凡响。孙先生在篆刻创作上的态度非常严肃，每治一印，反复构思、推敲，起印稿多至数十次，甚至上百次，不到满意时，决不草率奏刀。他曾设计了很多印稿，有的并未治成印，孙先生说：“我喜欢把一方印文，写好多遍，来找寻最佳的章法，同时也在寻找自己。”孙先生七十岁后，在书画作品上所钤盖的印章，全是自己所刻，这也使得他的书画印更有机的结合起来，而相得益彰。

    孙先生在艺术实践上给我们的启示是：以继承优秀传统为己任。在传统的延续中，求得自身的发展。孙先生所取得的书法成就也向人们提示出：只有淡薄名利，甘于寂寞，在艺术园地里勤奋地播种和耕耘，才能结出丰硕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