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我们中国人已不太习惯创新，而喜欢跟风。我们习惯让外国人去创新，而我们则跟风，当然我们也决不自称跟风，我们称“借鉴”。我们理直气壮地去“借鉴”，因为中国人没资格去创新，因为我们还在“前现代”或“前工业社会”，西方人美国人正是“后现代”， “后工业社会”，“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宿命地不在我们这儿。所以中国人习惯于眼巴巴地盯着先进的美国人发明出新玩意儿后，中国艺术界革命者最革命的任务就是在尽可能短的时效之中马上跟进 “借鉴”并迅速中国化，这是一种便宜省事的创新。一些东西在西方虽然不新，但在中国就可以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油画界出现一种在画面上粘贴板手、齿轮一类工业现成品，当时觉得好新。后来去美国，看到大都会博物馆展品中就有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油画作品贴这些东西。这才恍然大悟。中国之新原来是美囯之旧！

　　另一类“创新”或可雅称为“样式主义”，亦可俗称为“装怪”。亦即你挖空心思发明出一种不同于人的新样式，你就创新了。这种创新者大多熟悉当代画坛的风格流派，他在各种风格样式中走钢丝钻空隙，东取西凑，在材料、工具、技法上反复试验，直至一种独特样式成功为止。客观上说，这类创新者倒是在真创，是凭借个人的钻研和辛苦，自主地去发明出一种新来，也不容易。这种人也真容易走向成功。他们能成功是因为有“样式主义”的评论家。可以说，今天大多数的评论家都属于这个类型。这类型评论家评画先看“新”不“新”，即是否“自主创新”。如果一幅画的技法风格从未见过，评论家就开始注意了；如果“新”得不高明，也比旧的好；如果“新”得还有些形式上的讲究，那评论家（或评委）们就要称赞了。如果非常“新”，亦即非常独特，又很有讲究，那就要大加称赞，展览中就该获奖了。画家们应该了解评论家或评委的这种“创新”心理，或“样式主义”思维。否则你很难获好评或获奖。

　　然而照我来看，这些“创新”都不对。因为艺术之 “新”不是 “创”出来的，而是从心里自然流出的。

　　艺术的本质是缘情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外，艺术就在这种内心的感动中形外而生。如果我们忠于纯粹属于自己的感动，又找到一种相应的真实地表达自己感动的方式，又因此感动了自己，再感动了能与之共鸣的读者，你的艺术的独特性也就在其中， “新”同样也就出现了。所谓水到渠成，不期然而然。此之谓有“我”。引起共鸣与感动的不只是外在之样式，更是样式中之精神。清初那位’说过“我之为我自有我在”之警句的石涛有一段谈自我的话让人极生感慨：“吾昔时见我用我法四字，心甚喜之……及今番悟之，却又不然。夫茫茫大盖之中，只有一法。得此一法，则无往非法。而必拘拘然名之为我法，吾不知古人之法是何法？而我法又何法耶？总之，意动则情生，情生则力举，力举则发而为制度文章，其实不过本来之一悟，遂能变化无穷，规模不一。”石涛这段不太为人知晓的题跋其实是中国古代画论中之绝妙警句。石涛为中国古代画史上风格样式最丰富的画家之一，原因就在于石涛尊重自我，尊重自己特定时空中特定的感悟。那“本来之一悟”即使与此前之感受不一样，与此前习惯之画法相冲突，那就另起炉灶也行。故他又有“今写此卷，并不求合古法，亦并不定用我法。皆是动乎意，生乎情，举乎力，发乎文章，以成变化规模。则论者指而为吾法可也，指而为古人之法也，亦无不可也。”

　　“新”在何处？新即在由“本来之一悟”而“变化无穷，规模不一”之中。刘勰有言，“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通变之本不仍是那个主观之情之气之悟么？今天的新画多，感人的画却几近绝迹，即在创新之弊上。

　　可见“新”是 “创”不出的。艺术之“新”在感悟与表达。硬要去“创”，只能装怪！（作者：林木）